11
三年后，儿子徐承嗣三岁，上幼儿园的第一天。
我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。
接通后，那头是久违的、平静的声音。
“妈，我下个月结婚。”
是徐依依。
“对方是我的咖啡豆供应商，一个很普通的人。”
“想请你们来参加婚礼，但不强求。”
我看着正在穿鞋的儿子，开口：“恭喜。礼金会让秘书送到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好，谢谢。”
她挂了电话。
婚礼那天，我和老伴还是去了。
我们坐在最角落的一桌，像两个普通的宾客。
徐依依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婚纱，新郎是个看起来很憨厚的中年男人，一直紧紧牵着她的手。
敬酒时，她端着酒杯，和新郎一起走到了我们桌前。
“徐董，徐夫人，感谢莅临。”
称呼彻底变了。
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递给她。
她伸手接过。
红包里是一张二十万的银行卡，还有一张字条。
上面是我写的几个字：“最后一次，从此是路人。”
她收下红包，对着我们深深鞠了一躬。
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我看见一滴眼泪，从她脸上掉了下来。
后来，张明哲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减刑到四年。
出狱前一个月，我们收到他从狱中寄来的一封信。
信上写满了悔恨，说他知道错了，想出狱后从头开始，问我们能否借他十万块作为启动资金。
老伴老伴看完，一言不发，直接将信扔进了旁边的碎纸机。
再后来听说，他出狱后去了外地，从此再无音讯。
徐承嗣五岁那年，正在客厅里拼乐高。
他突然抬起头问我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我没有姐姐？”
我帮他把一块积木按好，淡淡地说：“有过，但她选择了别的路。”
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：“那她还会回来吗？”
我摇摇头。
“不会了。但没关系，我们有彼此。”
我和老伴正式将公司完全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。
我们成立了家族办公室，专门管理名下所有资产。
儿子十八岁成年之前，我们每年只从信托基金里支取固定的生活费用。
这彻底杜绝了任何人“等我们老了好继承”的念头。
我六十岁生日那天，和老伴带着儿子去瑞士旅行。
在机场的休息室里，我们遇到了徐依依和她的丈夫。
他们推着一辆婴儿车，孩子睡得很熟。
我们隔着几米远，目光对上，彼此都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
然后，擦肩而过。
走出很远，老伴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她怀孕了，肚子挺大了。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“挺好的。”
我们谁都没有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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